首頁 搜索 分類

貴州農民因繳不起超生罰款割腕自殺

您當前的位置:首頁 » 生活 » 母嬰資訊
3586
3月3日, 開學報名當天, 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, 因為繳不起4個孩子的22500元的"超生罰款"而選擇割腕自殺。 在捱過窮困、債務、病痛和牢獄之后, 37歲的貴州興義農民王光榮最終被22500元的"超生罰款"壓倒了。 近年來, 將計劃生育政策與其他政策"捆綁式執法"的現象并不罕見, 一位匿名人士告訴記者“通俗地說, 就是如果你不交‘超生罰款’,
別的事也辦不了。 ” 輿論的矛頭指向被計生政策捆綁的義務教育——學生開學報名時, 需要帶上有計生部門開具的"超生罰款"繳清證明, 不然無法進校讀書。 興義當地很快辟謠, 稱王光榮之死與"超生罰款"無關, 四個孩子均已在當天入學。 至于王光榮的死因, "正在調查"。 與此同時, 王光榮的妻子吳金敏獲得了6萬元的安葬費以及政府幫忙建房的承諾。 對此, 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并不滿意, 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劃生育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。 在王光榮死后第二天, 貴州黔西南州明確表態取締將義務教育與計生政策捆綁執行。 王光榮唯一的兒子手捧父親遺像 接下來, 我們來看看這位“超生父親”王光榮,
在了斷自己之前遭遇了怎樣的現實困厄? 計劃生育證明 王光榮有4個孩子, 除最小的兒子外, 其余三個都是女兒。 長女和次女在萬屯讀初一, 三女和兒子在村子里的下壩小學讀小學。 開學前, 這個不識字的農民聽說他家屬于“嚴重超生”, 所要繳納的罰款數額可能比較大, 趕緊跑到萬屯計生站去打聽。 回來后告訴妻子, 罰款一共是22500元。 萬屯鎮計劃生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中心負責人告訴記者, 王光榮超生的兩個孩子, 合計應繳納“社會撫養費” 18000元;王的第二個孩子要繳納“超懷費、無證生育費”4500元, 兩者合計22500元。 大約開學前的一周, 下壩小學的大門前貼出通知, 告知家長開學的時間和報名所要攜帶的材料,
其中包括繳清罰款的“計生證明”, “其實就是叫你交罰款”。 附近多位村民向記者證實, 曾看到過這份用毛筆寫在紅紙上的通知。 但下壩小學校長劉福否認了張貼通知的事。 “學生都是直接來報名, 立馬發書, 還吃了午餐呢。 ”5月6日, 記者在下壩小學大門側面, 看到了被撕去的紅紙留下的痕跡。 劉福則解釋說, “只是貼了通知關于開學的時間, 沒有說帶計生證明。 ” 早報記者注意到, 村民們所說的“計生證明”, 實際上是一本巴掌大的《萬屯鎮社會撫養費繳納證明》, 上面注明了所需繳納費用的總額, 以及每次所繳納的數額。 看到通知后, 村民們緊張起來, 并開始四處籌錢。 這筆“超生罰款”讓王光榮一籌莫展。 這期間他又去萬屯計生站詢問了一次,
據吳金敏回憶, 丈夫帶回的原話是:“至少要交18000元, 一手干(即一次繳清)”。 丈夫還說, 聽說報名前未繳清的, 過期將會加倍罰款。 之前他們聽說, 有鄰居應該交10000多元, 但去說情之后打了5折, 只交了5000多元。 王光榮和妻子合計著, 說不定自己交10000多元就可以給孩子報名了。 為此, 吳金敏向娘家借了6000多元, 以為再想點辦法就可以渡過難關了。 無從知曉王光榮口中的“打折”和“加倍罰款”是從何而來, 但這筆超生罰款顯然超出了他們的預算。 王光榮心想一定要讓孩子們順利上學, 不能像自己一樣當個文盲。 王光榮并未放棄努力。 一向不喜歡求人的王光榮開始給熟絡的人打電話, 但愿望往往落空。 “都要交超生罰款, 人家也幫不上忙。
”吳金敏說。 臨近開學的前幾個晚上, 王光榮仍在打電話借錢, 吳金敏聽見丈夫掛斷電話后偶爾會嘆氣, 但他并沒有在妻子面前流露出太多憂慮。 超生罰款引發的割腕自殺 村民唐永江說, 許多家庭都是舉債或者賣掉牲口湊錢, 他有兩個兒子, 罰款共計2300元, 此前陸續交過一些, 當時還剩下1000多元。 為此他將家里的一頭半大的小豬賣掉, 償清了這筆罰款。 但王光榮沒有可以變賣的家產, 3間老舊的房子還是從鄰居家里買過來的, 即使賣掉家里的1頭豬和5只雞, 也無法湊齊18000元這個“天文數字”。 當天適逢農歷二月初二, 當地有祭山的習俗。 慣常的程序是, 村里每家湊點錢, 到后山一座龍王廟做一頓飯吃。 王光榮從萬屯回來后, 被鄰居們吆喝著去祭山,
并沒有和妻子說太多罰款的事。 吳金敏甚至覺得, 前幾日有些焦慮的丈夫當時心情不錯。 她讓王光榮盛一碗米飯帶過去, 王卻笑著回答道:“有肉吃, 還吃什么飯!” 一切似乎看不出征兆。 下午三四點祭山結束后, 王光榮又到村里的唐永健家幫忙, 唐家正好為兒子辦滿月宴。 吳金敏也在這里幫忙, 她記得當晚丈夫還和幾個村里的人玩了一會兒牌。 大約晚上8點多, 他們一起回到家里。 第二天早上就是孩子們報名的時間了。 吳金敏一大早就起來給四個孩子收拾行李, 按照約定, 由丈夫70歲的父親李水強(李水強本姓王, 過繼到李家后改姓李)送孩子們去讀書。 吳金敏發現丈夫醒了, 但并沒有起床。 10歲的三女兒向父親要生活費, 父親說他沒有錢,“找你媽要”。小女孩又說要帶“計生證明”,父親同樣拒絕了,“他說我們沒有證明,要到計生站去開”。 三女兒向記者回憶,此前幾天她曾向父親要過幾次“計劃生育證明”,“感覺他好像要煩了”。7點左右,4個孩子跟著爺爺沿著田埂的小路,走到村頭的公路上去趕車。 8點多,從興義回來的大哥王甫來到王光榮家,問他是否要去唐家幫忙。王光榮當時告訴他腿疼。王甫掏出500元錢丟到床上。王甫說,此前,王光榮陸陸續續欠他4000多元,但王光榮很少開口借錢,多半都是他看不過去,主動給的。 9點多的時候,老母劉會香親自過來看望兒子,給了他100元錢。“我說先拿去交一點,但他就是不要,還說我不懂。” 收拾好家務,吳金敏出門時將近11點,這時正好碰到鄰村的幺舅李萬華來串門。吳金敏得知,李萬華也是來借錢的,去年他貸的10000元款即將到期了。李萬華告訴早報記者,見面后兩人喝了一些酒,他試探著問了王光榮有沒有錢借,王回答他,“兩個娃娃可能都讀不成書了,村子里到處都在借錢。” 不多時,去萬屯送孫子的李水強正好回來,吳金敏開始張羅著做午飯。吃完午飯將近12點,李萬華和李水強離開了王光榮家。吳金敏隨后去鄰居家幫忙了。 臨走時,王光榮說他覺得冷,還想到床上去躺一會再去幫忙。 12點50分左右,同在唐家幫忙的鄰居告訴吳金敏,說聽見他們家有“砰砰”的響聲,吳趕緊跑回家。 她推開門,看到王光榮跪在床邊,頭栽倒在地上的一塊土坑里。屋里光線很暗,她還以為丈夫暈倒了。吳金敏趕緊上前,丈夫已經渾身冰涼,“土坑里都流滿了血”。 隨后,她在丈夫身邊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。不得不說,這是超生罰款帶來的災難。 “超生父親”王光榮 早在2000年前后,王光榮的妻子吳金敏生下了大女兒,兩年后又生下了二女兒后,意味著這對夫妻合法生育權利的終結。 王光榮兄弟四人,重男思想較重,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沒兒子,作為二弟的他覺得一定要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。在二女兒兩歲的時候,王光榮和妻子逃離下壩,來到鄰鎮鄭屯,準備在這里繼續生第三個孩子。在這里終日擔驚受怕,沒想到雖然超生了,但命運還是給了他第三個女兒。 但是,王光榮并沒有放棄,他決定再賭一次,很快妻子的肚子又隆起了。這段時間王光榮更加勤奮,他還開了一個做蜂窩煤的小廠子,自己做自己賣。每天能做1000多個煤塊,一個賣一毛錢。“有時候能賣幾百個,有時候一個也賣不出去。”吳金敏說。 但在2004年,一個在鄭屯的朋友借了王光榮100元錢,后王光榮因為缺錢前去討要,對方不給,還威脅要打他,隨后雙方起了沖突,王光榮用身上的水果刀捅傷了這名男子。而等待王光榮的是四年的牢獄之苦。 當時王光榮被帶走后,兒子才剛滿7個月大,坐牢期間,妻子幾乎都靠親戚接濟過活,還東拼西湊不斷給丈夫送錢,欠下了很多債,日子非常艱苦,出獄后的王光榮,兒子已經4歲了,還債成了他的主要工作。由于既無文化又無技能,只能找些體力活兒打零工。就在自殺前段時間,他還去昆明做水泥工,但也只待了一個月左右。吳金敏說,家里經常是“拆東墻補西墻”,至今還欠下銀行3萬元的貸款。貸款也是為了還債,“當時還完就還剩幾千塊了”。 捆綁式執法 在王光榮逃離下壩的2004年前后,因計生執法不當,興義發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。該案間接影響到了當地計生工作的執法方式。 2004年元月,安龍縣海子鄉計生站的站長劉超帶領11個人到安王村開展計生工作。當時已是晚上9點多,附近村民回憶說,這群人其實就是為了追討罰款,安王村劉武厚的三兒媳嚴文珍是計生對象。 貴州高院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終審判決顯示,計生工作人員通知嚴文珍繳社會撫養費,嚴不配合,隨后發生沖突。劉武厚的四子劉進元看到后,從家里拿來一把手電筒,劉超等人懷疑其帶著刀,便將其按倒在地實施毆打。 見到兒子和媳婦遭遇毆打,68歲的劉武厚回家拿起一把殺豬刀,沖向人群。一陣亂捅之后,劉超當場死亡;另一位計生干部趙庭專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死亡,其余多名干部受傷。 半年之后,劉武厚在一個山洞里被抓,后被判處死刑。 附近村民告訴早報記者,兇案發生后,計生站的執法明顯柔和了很多,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從未提過交罰款的事,暴力執法越來越少見了。相關部門也在探索計生執法的其他方式,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為較柔和的“捆綁式執法”——即人們在計生政策上出現違規,辦理其他事項將受到限制。這成為近些年計生政策執法的顯著變化。 但與之相關的問題也隨之而來。據媒體報道,在廣州、江西等地,都出現過因無法繳納“社會撫養費”,學生無法報名上學的情況。計生政策普遍與住房、入學、醫保,甚至暫住證綁定執行。 早報記者查詢相關資料發現,至少在 2011年,興義市就開始將義務教育綁定在計生政策上。當地興義網的一篇名為《興義教育系統強力推進計生工作》的報道中,提到“各站(校)與學生家長簽訂誠信計生協議或合同,形成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務、自我監督的運行機制”。 這篇報道還專門提到,“從2011年秋季學期開始,凡是新入學的一年級學生和從外校轉入的其他年級學生,需攜帶計生部門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,方能辦理入學手續”。 不過,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訴早報記者,教育系統對計生單位的要求并不滿意,“他們并不是不懂法,義務教育也是國家政策”。因此,執行效果并不理想。吳金敏告訴早報記者,此前4個孩子入學,均未要求查看“計生證明”,所以她家22500元的超生罰款一分未交。 “通俗地說,就是如果你不交‘超生罰款’,別的事也辦不了。”前述匿名人士告訴早報記者,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,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。 王光榮死后,當地迅速辟謠稱王光榮的死與“超生罰款”無關。但吳金敏告訴早報記者,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,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,還向她要“計生證明”,吳金敏哭訴著喊道:“你來叫他們找你爸爸要,人都四腳朝天了。” 巧合的是,在王光榮死后第二天,當地媒體報道,3月3日,黔西南州委副書記、市委書記桑維亮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議,就抓好人口計生“雙誠信雙承諾”工作整改有關事宜進行了專題研究,“會議形成一致意見:原與教育捆綁的‘雙誠信雙承諾’文件作廢”。 早報記者查詢發現,這也是貴州唯一一個地區,明確表態取締將義務教育與計劃生育政策捆綁式執法。在貴州其他地方,“雙誠信雙承諾”工作仍在推進,打開網頁,相關新聞仍頻頻出現。 父親說他沒有錢,“找你媽要”。小女孩又說要帶“計生證明”,父親同樣拒絕了,“他說我們沒有證明,要到計生站去開”。 三女兒向記者回憶,此前幾天她曾向父親要過幾次“計劃生育證明”,“感覺他好像要煩了”。7點左右,4個孩子跟著爺爺沿著田埂的小路,走到村頭的公路上去趕車。 8點多,從興義回來的大哥王甫來到王光榮家,問他是否要去唐家幫忙。王光榮當時告訴他腿疼。王甫掏出500元錢丟到床上。王甫說,此前,王光榮陸陸續續欠他4000多元,但王光榮很少開口借錢,多半都是他看不過去,主動給的。 9點多的時候,老母劉會香親自過來看望兒子,給了他100元錢。“我說先拿去交一點,但他就是不要,還說我不懂。” 收拾好家務,吳金敏出門時將近11點,這時正好碰到鄰村的幺舅李萬華來串門。吳金敏得知,李萬華也是來借錢的,去年他貸的10000元款即將到期了。李萬華告訴早報記者,見面后兩人喝了一些酒,他試探著問了王光榮有沒有錢借,王回答他,“兩個娃娃可能都讀不成書了,村子里到處都在借錢。” 不多時,去萬屯送孫子的李水強正好回來,吳金敏開始張羅著做午飯。吃完午飯將近12點,李萬華和李水強離開了王光榮家。吳金敏隨后去鄰居家幫忙了。 臨走時,王光榮說他覺得冷,還想到床上去躺一會再去幫忙。 12點50分左右,同在唐家幫忙的鄰居告訴吳金敏,說聽見他們家有“砰砰”的響聲,吳趕緊跑回家。 她推開門,看到王光榮跪在床邊,頭栽倒在地上的一塊土坑里。屋里光線很暗,她還以為丈夫暈倒了。吳金敏趕緊上前,丈夫已經渾身冰涼,“土坑里都流滿了血”。 隨后,她在丈夫身邊找到了割腕用的刀片。不得不說,這是超生罰款帶來的災難。 “超生父親”王光榮 早在2000年前后,王光榮的妻子吳金敏生下了大女兒,兩年后又生下了二女兒后,意味著這對夫妻合法生育權利的終結。 王光榮兄弟四人,重男思想較重,加之大哥王甫膝下也沒兒子,作為二弟的他覺得一定要為家族增添一名男丁。在二女兒兩歲的時候,王光榮和妻子逃離下壩,來到鄰鎮鄭屯,準備在這里繼續生第三個孩子。在這里終日擔驚受怕,沒想到雖然超生了,但命運還是給了他第三個女兒。 但是,王光榮并沒有放棄,他決定再賭一次,很快妻子的肚子又隆起了。這段時間王光榮更加勤奮,他還開了一個做蜂窩煤的小廠子,自己做自己賣。每天能做1000多個煤塊,一個賣一毛錢。“有時候能賣幾百個,有時候一個也賣不出去。”吳金敏說。 但在2004年,一個在鄭屯的朋友借了王光榮100元錢,后王光榮因為缺錢前去討要,對方不給,還威脅要打他,隨后雙方起了沖突,王光榮用身上的水果刀捅傷了這名男子。而等待王光榮的是四年的牢獄之苦。 當時王光榮被帶走后,兒子才剛滿7個月大,坐牢期間,妻子幾乎都靠親戚接濟過活,還東拼西湊不斷給丈夫送錢,欠下了很多債,日子非常艱苦,出獄后的王光榮,兒子已經4歲了,還債成了他的主要工作。由于既無文化又無技能,只能找些體力活兒打零工。就在自殺前段時間,他還去昆明做水泥工,但也只待了一個月左右。吳金敏說,家里經常是“拆東墻補西墻”,至今還欠下銀行3萬元的貸款。貸款也是為了還債,“當時還完就還剩幾千塊了”。 捆綁式執法 在王光榮逃離下壩的2004年前后,因計生執法不當,興義發生過兩名計生干部被殺的兇案。該案間接影響到了當地計生工作的執法方式。 2004年元月,安龍縣海子鄉計生站的站長劉超帶領11個人到安王村開展計生工作。當時已是晚上9點多,附近村民回憶說,這群人其實就是為了追討罰款,安王村劉武厚的三兒媳嚴文珍是計生對象。 貴州高院2004年10月8日作出的終審判決顯示,計生工作人員通知嚴文珍繳社會撫養費,嚴不配合,隨后發生沖突。劉武厚的四子劉進元看到后,從家里拿來一把手電筒,劉超等人懷疑其帶著刀,便將其按倒在地實施毆打。 見到兒子和媳婦遭遇毆打,68歲的劉武厚回家拿起一把殺豬刀,沖向人群。一陣亂捅之后,劉超當場死亡;另一位計生干部趙庭專在送往醫院的路上死亡,其余多名干部受傷。 半年之后,劉武厚在一個山洞里被抓,后被判處死刑。 附近村民告訴早報記者,兇案發生后,計生站的執法明顯柔和了很多,甚至很長一段時間從未提過交罰款的事,暴力執法越來越少見了。相關部門也在探索計生執法的其他方式,將最初的強制征收變為較柔和的“捆綁式執法”——即人們在計生政策上出現違規,辦理其他事項將受到限制。這成為近些年計生政策執法的顯著變化。 但與之相關的問題也隨之而來。據媒體報道,在廣州、江西等地,都出現過因無法繳納“社會撫養費”,學生無法報名上學的情況。計生政策普遍與住房、入學、醫保,甚至暫住證綁定執行。 早報記者查詢相關資料發現,至少在 2011年,興義市就開始將義務教育綁定在計生政策上。當地興義網的一篇名為《興義教育系統強力推進計生工作》的報道中,提到“各站(校)與學生家長簽訂誠信計生協議或合同,形成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務、自我監督的運行機制”。 這篇報道還專門提到,“從2011年秋季學期開始,凡是新入學的一年級學生和從外校轉入的其他年級學生,需攜帶計生部門出具的計劃生育證明,方能辦理入學手續”。 不過,一位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訴早報記者,教育系統對計生單位的要求并不滿意,“他們并不是不懂法,義務教育也是國家政策”。因此,執行效果并不理想。吳金敏告訴早報記者,此前4個孩子入學,均未要求查看“計生證明”,所以她家22500元的超生罰款一分未交。 “通俗地說,就是如果你不交‘超生罰款’,別的事也辦不了。”前述匿名人士告訴早報記者,興義教育部門對計生單位的要求有些遲疑,有教育系統領導提到不能因為計生工作讓適齡兒童無法讀書。 王光榮死后,當地迅速辟謠稱王光榮的死與“超生罰款”無關。但吳金敏告訴早報記者,就在丈夫自殺的當天下午,三女兒從下壩小學回來后,還向她要“計生證明”,吳金敏哭訴著喊道:“你來叫他們找你爸爸要,人都四腳朝天了。” 巧合的是,在王光榮死后第二天,當地媒體報道,3月3日,黔西南州委副書記、市委書記桑維亮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議,就抓好人口計生“雙誠信雙承諾”工作整改有關事宜進行了專題研究,“會議形成一致意見:原與教育捆綁的‘雙誠信雙承諾’文件作廢”。 早報記者查詢發現,這也是貴州唯一一個地區,明確表態取締將義務教育與計劃生育政策捆綁式執法。在貴州其他地方,“雙誠信雙承諾”工作仍在推進,打開網頁,相關新聞仍頻頻出現。
 相關用戶問答
下一頁
推薦給朋友吧!
搜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