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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產:誰有權決定保大人OR保孩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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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術室外, 醫生問焦急的丈夫:“情況危機, 保孩子還是保大人?”這并非粵語長片的對話, 這樣的問答真實在發生。
家住廣州的梁先生近日新添了個千金。 由于羊水早破, 妻子進產房時已經昏迷, 醫生要梁先生簽字決定“如發生意外, 保大人還是保嬰兒”。
雖然最后沒出意外, 但梁先生覺得心里受到了極大傷害,
他說:“我當時腦子里一片空白。 再說, 明明大人孩子都沒事, 醫生干嗎要嚇我們, 讓我們遭受折磨?”“一旦有危險, 是保大人?還是保孩子?”醫院有必要讓產婦家屬做這樣的選擇嗎?而作為產婦也難免會想:“我的生命在這個時候要由別人來決定嗎?”
記者調查:公辦民辦醫院情況不一
產房外有關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選擇讓產婦的家人很為難。 那么, 醫院究竟是出于怎樣的考慮讓家屬作出這樣的選擇呢?記者采訪廣州多家醫院發現, 并非每間醫院都會讓產婦家屬作出這種選擇, 一般來說, 公辦醫院都堅持“母親安全”的原則, 而民辦醫院則會比較多地考量醫療糾紛的問題, 多半會讓家屬簽署此類的“知情同意書”。
省婦幼保健院:醫院會竭力避免讓家屬作出這種選擇
“在我們醫院,
這種情況是幾乎不會發生的。 ”廣東省婦幼保健院陳運彬副院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。 “在產婦因妊娠或生產而導致生命危急的情況下, 院方會竭盡全力首先保住母親的生命。 因為如果不這樣做, 不僅在生命倫理上是說不通的, 對勉強保全出世的嬰兒也不好。 母體本身的系統也是首先保全自身供給的。 在妊娠的任何時期, 胎兒都可能因母體的各種狀況而引發大腦缺氧, 在缺氧嚴重的情況下, 即使勉強保住了生命, 腦部也可能伴有嚴重疾病。 除非在產婦送院時已嚴重昏迷或因車禍等導致沒有搶救價值, 否則院方都會選擇保大人。 ”
廣醫三院:以“母親安全,
嬰兒優先”為原則
廣州醫學院第三附屬醫院婦產科副主任李映桃對記者介紹說, 讓家屬選擇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這樣的情況在該院是不會發生的。 “在實際操作中, 我們會以‘母親安全, 嬰兒優先’為原則, 全力保障母子平安。 除非母親遇到其本身的生命已經無法挽救的情況, 否則都會以母親的生命安全為第一位, 不會讓家屬來作出‘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’的艱難抉擇。 ”
民辦婦產醫院:幾乎每個準爸媽都會經歷這種選擇
“在我們醫院, 每一位即將走入產房的準媽媽都要簽署此類的‘知情同意書’。 一般來說, 只有臨產的嬰兒的父母有權利簽署同意書, 我們會在進入產房前就把同意書簽好, 盡量避免在生產過程中才簽。 ”廣州一家民辦醫院院辦主任王先生對記者說。

“患者家屬知情同意是醫療行業規章制度的要求。 再簡單的醫療操作, 只要有可能對患者造成損害, 醫生都必須征求患者或其家屬的意見。 因為醫療操作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, 同樣的操作在不同病人身上可能產生不同結果。 有了簽字同意環節, 可以使醫院掌握主動權, 有助于減少將來可能出現的糾紛。 ”王先生認為, 隨著公民法律意識的不斷增強, 這種情況會越來越普遍。
爭議:誰有權簽署“手術同意書”?
記者采訪發現, 在實際操作中如果遇到危及母親生命的緊急情況, 短時間內又無法與產婦家屬取得意見統一, 大多數醫生都會本著最大限度保障母親安全的原則進行處理。
然而個別醫院在產婦生產過程中, 無法為自己進行選擇的情況下征求家屬同意選擇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做法引起了較大的爭議。
患者:讓別人決定自己生命權不合理
大多數接受采訪的孕婦表示相信自己的丈夫會選擇“保大人”。 但也有人提出了質疑:萬一做丈夫的“傳宗接代”私心重或夫妻感情不好, 或者產婦昏迷而直系親屬不在身邊, 到時讓別人來決定產婦的命運不就太可怕了嗎?一些接受采訪的女性讀者表示:“產婦分娩難產, 在母子難以雙保時至今還延續讓家屬來選擇‘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’的提法, 是對女性權益的踐踏。 ”
院方:為避免醫患糾紛需按章行事
采取讓家屬簽字同意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院方則認為他們是按照國家的相關法律規定嚴格行事的。
依據衛生部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02年9月1日施行的《病歷書寫基本規范》, “對須取得患者書面同意方可進行的醫療活動, 應當由患者本人簽署同意書。 患者不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時, 由其法定代理人簽字;患者因病無法簽字時, 由其近親屬簽字。 ”
院方堅持表示:“《病歷書寫基本規范》是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醫師法》、《醫療機構管理條例》、《醫療事故處理條例》等法律法規擬定的, 其目的是為了確保醫療質量、防范醫療事故, 在產婦昏迷的情況下只能讓其家屬簽字。
專家意見:可考慮進行術前公正
針對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引發的爭議, 譚華霖律師認為:“生命健康權是產婦的人格權, 人格權不同于財產權,不存在轉讓和他人代替行使的問題。因此,由他人來作出這樣的決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。”
譚華霖認為,醫生讓患者方面簽署“知情同意書”對患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有一定積極意義,也在程序上避免了一些醫療糾紛的發生。但是規定中“近親簽字”的部分也存在明顯的漏洞:如果危重產婦已經昏迷不醒了,那么簽字的還是她丈夫,這就難保會出現“先保小孩”的情況。
專家舉例說:“上海的一個準媽媽突然難產,情況很緊急,但是丈夫在外地出差,女方的父母也不在上海,當時,醫生立即通知了男方和女方父母。女方父母立刻往上海趕,但需要大概四五個小時才能到,而醫院卻需要在一個小時內立即簽字做手術,否則母子都保不了。當時在醫院的只有男方父母,醫生問男方父母‘保孩子還是保大人?’男方父母在未通知男方和女方父母的情況下,選擇了‘保孩子’,結果,這位母親不幸身亡,而她的孩子保下來了。”“也許這樣的案例比較極端而且并不多見,但只要出現一次,對于產婦本身來說都是不公平的。”
因此,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,對高危產婦手術進行術前的公證是較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。“這樣既可以滿足患者的知情權,又能夠消除醫務人員的后顧之憂,使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和風險。”專家同時提醒待產的準爸媽,如果產婦本身已經存在較大的安全生育風險,最好把這種決策提前商定好,在產婦身體、精神狀態較好的情況下簽署知情同意書。
在母親和尚未出生的胎兒的生命只能保全其一時應該如何抉擇?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,母親的“生存權”大于胎兒出生的“出生權”。因為“出生權是生存權的延續。”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問法也不是只有在中國才有,事實上國外許多國家也照此行事。
在美國,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詢問通常是在臨產前進行的,在只能保全其一的情況下,由母親來做選擇。也有一些國家承認胎兒生命權的空間更大。
美國早期的判例則傾向于保護胎兒,法院經常許可強制輸血,甚至許可為了搶救胎兒的生命不顧孕婦的反對實施大手術。
在意大利,參照《阿根廷民法典》的規定,把胎兒叫做“有待出生的人”,與“具體存在的人”對立。所以,胎兒的生命權得到了重視。
迪拜的法律則規定,如果母親在車禍中誤傷胎兒導致流產,需要被判處“誤殺罪”。對造成胎兒死亡做出的罰款是造成一名婦女喪生的罰款的10%,大約為5500美元。
人格權不同于財產權,不存在轉讓和他人代替行使的問題。因此,由他人來作出這樣的決定是沒有法律依據的。”
譚華霖認為,醫生讓患者方面簽署“知情同意書”對患者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有一定積極意義,也在程序上避免了一些醫療糾紛的發生。但是規定中“近親簽字”的部分也存在明顯的漏洞:如果危重產婦已經昏迷不醒了,那么簽字的還是她丈夫,這就難保會出現“先保小孩”的情況。
專家舉例說:“上海的一個準媽媽突然難產,情況很緊急,但是丈夫在外地出差,女方的父母也不在上海,當時,醫生立即通知了男方和女方父母。女方父母立刻往上海趕,但需要大概四五個小時才能到,而醫院卻需要在一個小時內立即簽字做手術,否則母子都保不了。當時在醫院的只有男方父母,醫生問男方父母‘保孩子還是保大人?’男方父母在未通知男方和女方父母的情況下,選擇了‘保孩子’,結果,這位母親不幸身亡,而她的孩子保下來了。”“也許這樣的案例比較極端而且并不多見,但只要出現一次,對于產婦本身來說都是不公平的。”
因此,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,對高危產婦手術進行術前的公證是較好的解決問題的辦法。“這樣既可以滿足患者的知情權,又能夠消除醫務人員的后顧之憂,使雙方共同承擔責任和風險。”專家同時提醒待產的準爸媽,如果產婦本身已經存在較大的安全生育風險,最好把這種決策提前商定好,在產婦身體、精神狀態較好的情況下簽署知情同意書。
在母親和尚未出生的胎兒的生命只能保全其一時應該如何抉擇?我國大部分學者認為,母親的“生存權”大于胎兒出生的“出生權”。因為“出生權是生存權的延續。”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問法也不是只有在中國才有,事實上國外許多國家也照此行事。
在美國,“保大人還是保孩子”的詢問通常是在臨產前進行的,在只能保全其一的情況下,由母親來做選擇。也有一些國家承認胎兒生命權的空間更大。
美國早期的判例則傾向于保護胎兒,法院經常許可強制輸血,甚至許可為了搶救胎兒的生命不顧孕婦的反對實施大手術。
在意大利,參照《阿根廷民法典》的規定,把胎兒叫做“有待出生的人”,與“具體存在的人”對立。所以,胎兒的生命權得到了重視。
迪拜的法律則規定,如果母親在車禍中誤傷胎兒導致流產,需要被判處“誤殺罪”。對造成胎兒死亡做出的罰款是造成一名婦女喪生的罰款的10%,大約為5500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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